张加海驻厦门翻译

与谢清海的会晤是在二月份,而本文发表在四月份的
Pulses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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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清海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出生,在新加坡工作,在香港发迹

基金经理自认公司投资决定中三分之一有误并不是常事。54岁的谢清海最近在他的香港办公室与新加坡记者进行远程电话采访时,却如此坦然相告。

 “我们还远没有达到万无一失的水平。我对我们从1993开始的所有决定做过一个研究,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时候我们犯了错,三分之一做得不错,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则不好不坏。”

这样听起来,任何想要投资基金的投资者,都会马上将这个基金经理从候选名单中删除。毕竟,这样的错误比例在其他行业是闻所未闻的。

但在股权投资市场,成功的案例多属大手笔而失误造成的亏损又不大,就是杰出的表现。

惠理集团(Value Partners)的创始人之一谢先生正是如此。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的主板市场上市。今年2月初,其市值达到40亿港币。在2007年和2008年,它被Alpha 杂志评为亚洲第二大对冲基金。

谢先生不是无名之辈,他拥有惠理集团36%的股权,并且是集团的主席兼投资总监,甚至被香港一些的媒体视为“东方巴菲特”。

该基金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资金。它所管理的32亿美元资产中有40%来自美国和欧洲。香港大约占50%,而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则占7%

按客户分类,所管理的资产中约82%来自于机构,如保险公司、银行和企业集团。机构的较大占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惠理集团基金2008年前九个月的净赎回只有4%

闪亮的业绩数字:惠理集团自1993年成立以来,给客户的年均复合收益率达到16%。最近十年,包括损失惨重的2008年,年均复合收益率高达20.3%

按年计算,惠理精典基金在它成立的16年里有12年都是赚钱的。去年是那糟糕的四年中的一年。在危机全面爆发前,该基金已经卖了一些股票,但净亏损仍达到47.9%

谢先生说:“我们在2007年年底前卖了一些中国股票,因为我们找不到什么好的投资点。但我们没有预期到接下来有这么大的一个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很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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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理集团近些年的荣誉


就不提去年,为什么像惠理集团这样热衷于分析大量财务报表,频繁地参观公司及与管理层会面的投资者依然会对一些股票做出错误的结论呢?

用谢先生的话说:企业治理。是的,这一直是困扰中国股票的问题,特别是大陆上市股票。在新加坡的S股也未能幸免。

谢先生说:“如果把惠理集团的错误进行分解,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管理层的正直和品质的错误判断。我们以为那家伙是诚实的,但事实上他却是个骗子。”

在另一个时候,谢先生以他实事求是的方式说,惠理集团近些年来的业绩并没有改善:“这很不幸。但它也没有变坏,和以前一样。”

“我们很努力地在提高业绩。我甚至把自己定为质管员(QC)。如果我的基金经理想超额购买股票,他们需要得到我的批准。但这似乎没有帮助。这就像生病――引起发病的原因有很多。而你如果确定得了流感,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肚子疼。”

他同意一种观点:市场是无法安排的。同时,他还补充说:“还有,那些坏蛋还不断想出新办法来愚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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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清海

从深层次来说,中国社会已经改进的一些东西有助于进一步解释中国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的原因,特别是惠理集团投资的中小盘股票。

正如谢先生所言:“我们正在谈论这样一代人,他们现在四、五十岁,并且是行业的领军人物。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个价值崩溃的年代。这些人常常不按常理出牌。”

这种情况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或消失。

“当他们变得更富有,及在声誉和财富方面拥有更多的利害关系时,他们就会越来越守规矩。他们希望获得越来越多的尊重,就意味着我们股票投资的风险会下降。”

对企业治理的挑战一直有之,但这远远比不上当中国公司想在香港上市时所感受的压力。

谢先生说:“香港是一个规范的市场。人们已经知道在香港监管者面前扮傻子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会严格要求你。”

不管是中国股票还是其他股票,面对这些充满欺诈的风险,要不要把股权投资放在投资组合中呢?

谢先生说:“一般的投资者应该只将一定比例的资金进行股权投资。我并不鼓励在目前潜在的风险和机会情形下,把资金全部用于股权投资。”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把钱分散投资在现金,黄金等有形资产,及不同等级和地区的股权上。没有人能够确切预知从现在开始的两三年里,世界会变成怎样。”

在过去的16年里,惠理集团依靠中国企业的故事收益颇丰。而这些机遇对谢先生仍然存有吸引力。

“对于你进行股权投资的那部分资金,我认为应该买与中国相关的股票。我看遍了全球的股权市场,但却没能找到其他任何一个,能让我兴奋或充满希望的股权市场。我很了解这个市场:我投入了二十年的心血在它上面。”

在他可以确定的许多重要的事情里面,有一个是人民币汇率将恢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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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于4.29日的基金净值增长,资料来源:汇丰机构信托服务(亚洲)和彭博。

“人民币将会升值是因为美国希望它升值,因为升值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既然不想去骚扰美国,而这又不与自身利益相冲突,那为什么不让它升值呢?这也是有助于中国刺激国内消费的一种方式。”

为了强调他的观点,谢先生补充道:“如果明年人民币的汇率没有比今天更高的话,我请你吃午饭。”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不太可能很快结束,但至少中国的故事还是很受媒体青睐。他说:“你会看到中国的很多东西都变得更加令人鼓舞。最糟糕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中国有消费能力走出目前的困境。”

中国去年年中为了促进经济繁荣而过量存储的原材料,现在反而转变成库存下降。铁矿石和煤的进口数量又再次上升。

“由于那些真真假假的坏消息,中国的股票目前已经下跌了很多。如果你相信今年中国的GDP增长会达到8%,那么就会有很多企业从中受益。而我们是积极的买入者。令我们惊讶的是股票的流动量尽然供不应求。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牛市预兆。”

根据谢先生的看法,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不得不从依赖出口转向扩大内需。国家的政策方向推动中国的银行放出更多的贷款,这给从现在开始两三年内的不良贷款埋下隐患。

就如它一直保持着对未来的关注一样,惠理继续做着许多调研工作以挖掘优质股。去年也不例外。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每年都会参观大约2000家企业――不包括电话访问。不管时机好坏,我们都这样做。我们有18位全职的专业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0出头。据我所知,我们所做的公司参观数量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中国团队都多。”

惠理认为自己是个价值投资者,总是在寻找低市盈率并高股息收益率(最少在5%以上)的股票。不论是什么行业的股票,只要发现符合这个条件,它就会买入。

“我们选择股票不会限定行业。我们的工作是买入“3R”股票――由正确的人经营的好的企业,并且卖价合理。目前,我们正在中国广泛地寻找符合3R条件的企业。

在二月中旬写这篇文章时,根据彭博数据显示,惠理拥有的S股有:中国休闲食品3500万股,太平洋恩利9140万股和嵩天2280万股。

看起来,惠理的管理很谨慎:拥有超过5亿港币的固定存款,零债务。它的基金管理收益比固定间接费用超出了两倍以上。

惠理是一个积极的管理基金。它收取管理费和业绩费。谢先生建议那些“对费用敏感”的投资者可以转向选择那些投资中国股票的指数基金,被动地跟随中国的市场指数。

那些想要进行股权投资的投资者应该去买市值较大的股票,因为它们的流动性比小盘股强。同时,大公司被那些不老实的管理层领导的可能性也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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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惠理

由于在发现优质股方面取得了成功,谢先生如今所获得的财富是他年轻时做梦都想不到的多。

在他12岁父亲去世后,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不得不开始赡养他们的母亲。他说:“我们是穷人中最穷的。”

Penang Free School 这所一流学府念书时,他在课余时间都会去路边卖凤梨。和同辈不同的是,由于无法继续负担费用,他在念完普通水准考试之后便离开了学校。

在他去新加坡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Singapore Monitor日报工作之前,在槟城的The Star当过记者。之后,也到了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和《亚洲华尔街日报》继续他的新闻事业。

他辉煌的时刻包括报道批评香港于1983年打算进行的与美元挂勾的货币计划,1986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下台及揭露该国的中央银行篡改其财务记录的行为。


以前在新加坡当记者时,在香港遇见谢福华

一天,当他被介绍给谢福华先生的时候,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谢福华先生时任亚洲投资银行摩根建富的负责人,现在是新交所的首席执行官。


这是他生命中许多幸运转折点之一。“我没有任何的总体规划或野心。改行加入摩根的负面因素比较低,因为我随时可以回去当我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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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清海

但他认为他可以即兴应变,因为财经新闻与股权市场分析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叠的。因此,他以研究部门负责人的身份,于1989年加入了摩根,侧重于中小市值股票。他把那些他并不擅长的专门事务让年轻的和更有资格的下属来处理。

“由于曾经当过记者,我比那些单纯做金融研究的人多一个优势。我学会把事情放在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中进行分析。那些有着CFA或工商管理硕士学历的人反而比较机械,他们只会通过定量和统计分析去解释事情。

另一个幸运点使他进入了生命里非常重大的阶段。他曾担任叶维义先生(现年49岁)家族企业的顾问。

双方共同合作,在1993创建总资产300万美元的惠理集团。这些资金来于他们的积蓄,朋友的资助和之前的客户。

谢先生也许将他多次的成功都归功于那运气,但有一个特质帮了他很多。“我是一个学习专家,学东西非常快。”

他说:“我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把生命看成是智力和职业生涯的一种冒险,一直不知疲倦渴望征服新领域。”

如果说还有什么领域,他还没有完全成功的话,那就是学习普通话。“我的普通话不好。词汇量可能只有2000个。我花钱参加了一些特别培训班,但几乎每一班都是上了不到四至六个月就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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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理在新加坡办事处的常务董事Chrissy Teng
“碰上复杂的文物都需要有人帮忙翻译。幸好近些年来,在中国遇到的人都更倾向于用英语沟通。”


他很少谈到个人生活。惠理集团新加坡办事处的常务董事Chrissy Teng女士谈到了一些,透露说谢先生喜欢打高尔夫球,已婚,有两个儿子,分别为7岁和9岁。

他通过沉思来减轻压力,并帮助他保持思路清晰。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几乎在每天睡觉前都会沉思一个小时。在飞机旅行中,他也会经常陷入沉思。

他对学习的渴望甚至反映在自己的签名上。打从高中开始,签名就像个“学”字。

组织电话会议的Aries Consulting董事李家惠先生这么评价他:“谢先生很谦逊。他不会刻意给人留下印象。至少这是我与他在他的办公室里交谈一个多小时所得到的印象。那天,他穿着一件“鳄鱼”牌的毛线衫。可能他的风格是寻找物有所值,而不是昂贵的时尚。”

谢先生说,就他本人而言,他不像一般人想尽办法赚钱,却是换个角度看事,坚信必须热爱并且很擅长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那么,钱财必然随后而到。”




本文章最近在Pulses杂志发表,经该刊物许可在此重版。

原文(英):
CHEAH CHENG HYE, 'Warren Buffett of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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